譬如在美国，1787年费城会议上起草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

这个道理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学者所揭示，罪犯聚于一处，互为习恶，徒增犯罪之事。[4]对此，如果只是重新搬出这些理论主张，阐释它在当下的用意和价值，不过是重复前人已经做过的事情，旧话重提无甚新意。

至于那些已满16周岁明知自己患有性病仍然从事性交易或通过性渠道放任其他疾病传播的行为人，依照刑法规定，也已构成传播性病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禁毒法》彻底改变了强制戒毒原来的格局，过去的公安强戒和劳教强戒被统一为强制隔离戒毒。所谓保安处分，广义上讲，就是以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为基础，所实施的以特殊预防为目的的国家处分{6}。作为制度性力量，法律评价既要维护人类共存所必需的基本秩序，又要认真对待个人权利，反之，如果不当损及个人权益，人权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小细胞发生破裂，法治社会就只是幻影。[3]国外司法变化和上述诸多现实因素的叠加，提示人们审慎掂量其制度前景。

教育是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活动，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理应形成一种平等的良性互动关系{4}。即使可以冠名于警察教师，在被教育者的眼里他们的身份实质上只是警察。应从规范体系和结构功能两个层面来整合我国的公法救济机制

社会公众所享有的知情权是其享有其他权利，比如，参与权、评议权的基础。从行政法上而言，它们的权利和义务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二）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权利与义务之配置 由于从本质而言，基于风险评估的行政调查是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由此，如果通过行政法来规范和调整，则会形成多重行政法律关系。由于社会公众是风险食品的直接消费者，同时，《食品安全法》规定，保障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的法定义务。

未依照该条例规定记录食品生产过程的安全管理情况并保存相关记录的。可见，不论从规范性角度，还是从描述性角度为行政机关实施食品安全风险调查活动同样提供一种合法性理解框架，自然就是行政法内在使命。

可见，从未来行政法科学发展而言，有必要统一规定级别表述。对于未经正当程序，行政机关做出的关于风险食品的分级、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防范风险的能力级别以及相应的行政调查等级等的决定，行政法需要规定属于无效决定。能够缓解行政调查执法成本过高与执法人力和物力短缺之间的矛盾。前者如，建立该项制度的法律依据、事实材料、科学证据。

然而，从依法行政角度而言，行政机关在建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能力的指标时也需要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否则，有可能增加企业负担，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10}卢现祥主编：《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比如，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将食品安全风险危害程度作进一步分类，而《食品安全法》第99条第2款所规定的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就是一种典型的分类。（参见邹薇：《康芒斯制度经济学的重新研究》，载《经济科学》1996年第3期，第67-68页。

[39]当然，所设计的基本职权和职责也适用于农业部。可见，行政机关在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行政调查时，也面临着交易费用难题，或者通常所说的高昂的行政执法成本。

（3）用于违法生产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行政法应当规定未经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参与评判则该项制度不能完成运行，也不能发生法律效力。

二是评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的权利。典型事件是：国家行政机关一年之内对光明乳制品多达4000次的抽检，被媒体誉为抽死人[3]。（2）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择其重要类型，分述如下。因为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仅仅是制约行政机关调查权力的消极机制，等到行政相对人来启动司法审查程序时，风险食品可能早已为消费者所食用了。可能在市州范围内对公众健康造成影响的，属于二级风险。

这是因为：一方面，通过设计科学的食品安全风险指标体系以及企业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能力的指标体系，行政机关可以尽最大可能地获知被调查的生产经营者生产和销售风险食品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以便科学确定行政调查频次，从而尽可能接近M点，避免在驻厂监督制度中那样采取24小时严防盯守态势，以致带来无谓浪费执法成本，过度增加企业配合调查成本的消极后果。因而，针对上述情况，行政机关也有权实施调查。

（4）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违法使用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相反，如果没有将风险调查到这一点M，也是无效率的。

在此，依据前文所建构的9项一级指标，对不同企业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能力予以分级。它是指，在行政执法资源既定条件下，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执法的强度和概率应当与行为者的违法行为的危害性相匹配，既不威慑过度，也不威慑不足，从而实现最优执法[36]。

（3）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当然，相关原理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环节的食品企业。[23]我国另一学者也认为：风险评估通常被认为是科学事业，与倾向于价值权衡的风险管理有所不同。可见，从行政法上而言，它们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

为确保救济权利有效实现，社会公众既可以组织代表，也可以以个体名义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而食品生产企业防范风险的能力等级依次用数值：b1、b2 、b3和b4表示，并且这4个数值为正数。

这是以危害后果产生的时间长短来划分食品安全危害等级。又如，依据某一食品安全风险可能影响的地域范围，可以对其作一级风险、二级风险和三级风险的分类。

对于动态调整，立法者应当规定如果该类食品生产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引发风险程度发生明显变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有权对其作调整，相应的，对企业的防范风险能力以及行政调查等级，它也有权调整，但需要履行相应的程序性义务。需要强调的是，立法者在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建立这两个信息数据库的过程中，要确保其能及时获得真实、可靠和充分的信息。

[10]即高风险食品、中风险食品和低风险食品。因而，科学的食品安全风险调查活动应当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之处停下来，这是食品安全风险调查量的最优解，即社会最优程度。因此，放任食品安全风险，任其自由泛滥，也是没有效率的行为。而上海市实施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则建构了2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即QS[15]现场审查10项必备条件以及食品生产加工日常监管7大内容。

换言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农业部都负有在各自的行政调查职责范围内建立该项制度的义务。（二）能够缓解行政调查执法成本过高与执法人力和物力短缺之间的矛盾 当食品安全法的制定者赋予行政机关调查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权力以便为其后续其他行政决定提供信息、证据时，他们一定也意识到，当面对千万个、且处于分散状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时，行使调查权力的行政机关自身也面临系统的信息赤字或信息不对称问题。

另一方面，在确定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调查等级之后，行政机关将合理分配调查频次，对风险等级高的企业，增加检查频次，对风险等级低的企业，减少检查频次，从而避免食品质量免检制度下放任检查，无视保护社会公众健康权益的弊端。那么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这种社会最优程度，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

假设风险食品的等级依次用数值：a1、a2、a3和a4表示，并且这4个数值为负数。就对企业的分级等次而言，则应当与风险食品的分级等次相一致，即4个级别：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